标题: 宋庄的前世今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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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ipai
西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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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9-12-8 21:45  资料  个人空间  短消息  加为好友 
宋庄的前世今生

宋庄的前世今生

  十年前,我就想以此标题写篇文章,但因为那一年即1999年我迁出了宋庄,原初的写作冲动也就随着身体的迁徙偃旗息鼓了。那么,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种冲动要来叙述宋庄的变迁呢?因为我从1996年进驻宋庄,目睹了宋庄的“山乡巨变”(周立波语),而这种变化带来的“旧游无处不堪寻”(宋·章良能《小重山》),让我有一种仿如隔世之感。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1995年,我与徐一晖等朋友受栗宪庭之邀,到他刚刚修善好的农家小院欢度除夕的情况。我们从海淀倒了三趟公交车,然后在公主坟换上去天津的中巴,一路颠簸花了快一天的时间才到宋庄。那时候的宋庄不仅没有直通北京的公交车,甚至连柏油路都没有,完全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北方农村。可是到我1999年离开宋庄时,宋庄已经大不一样,不仅马路拓宽铺上了柏油,而且还通了930公交车,有了多家路边的小饭馆……正是有感于此,我才想以此标题为宋庄写篇文章,但因为自己的搬离而搁置了起来。可尽管我的笔没动,宋庄却快马扬鞭地飞奔着,至2005年我再次参与宋庄事务时,已经完全认不出原来的模样了。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感慨,诗人杨炼曾跟我说过中国近三十年的变化,已经超出了过去中国三千年的变化,这话对应于宋庄可谓再合适不过。的确,近三十年中国的变化之快,之彻底,完全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。那么,是什么力量催促了这样的变化,让我们不断地告别自己的过去呢?那就是资本经济。

  马克思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成因时,追溯了基督教的新教理论,认为新教强调现世的责任与义务,以此区别于传统基督教对天国的信奉,才是诱发资本主义的导火索。这是马克思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反思,具有西方内部的文化自省。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,所以传统社会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,以儒家为主导规范起来的中国传统社会,向来只注重家庭伦理,重农轻商。所以,才有了费孝通概括的“乡村社会”,有了伟大的田园诗和山水画传统。事实上,至十九世纪中叶门户开放之前,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社会,是以不变为常态。但1840年西方列强的入侵,打破了这场田园之梦,催促中国开始了剧烈的转型。变化作为常态正是从这里开始的,是受了西方现代化和资本市场的双重干预。一百多年来的中国,其实就是在这双重干预中不断谋求发展,尤其是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,以发展经济为目标,整个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。宋庄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化创意园,只不过是这场大变革的一个缩影。

  如果谈论宋庄艺术家群落,我们必须追溯圆明园画家村,而如果追溯圆明园画家村,就必须联系起“85新潮”乃至更早的“星星画会”。这里面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贯穿在历史的进程,而这个进程即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。众所周知,改革开放与发展经济的政策制定,出自于1978年岁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。正是从那一年开始,民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自由结社,“星星画会”就是其中之一。考察“星星画会”的成员,我们会发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业余画家,甚至许多人还是“待业青年”。他们试图挣脱体制的束缚,以自由结社的展览方式谋求生存的空间,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。正因为如此,美术史家一般都会把“星星画会”看成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滥觞。但尽管“星星画会”在美术史上彰显了某种前卫姿态,可事实上它与整个社会的要求是一种同步关系,也就是说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社会大趋势保持一致,只不过艺术家们将其导向了更深的意识形态领域,再加上市场化还只局限在政策的摸索初期,根本没有形成。所以,“星星画会”的大部分成员在不久后都纷纷游走到了异国他乡。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催促了“85新潮”的出现。

  回溯“85新潮”,我们能够看到其思想上的启蒙姿态,带有很强的西方文化色彩。这是经历了“星星画会”的自由诉求后,向更深理论层次寻找依据的一种尝试。可以说,这种尝试收获的具体结果就是圆明园画家村。我这么说并不是夸大圆明园画家村的历史意义,而是圆明园艺术家的自由追求,的确得益于“85新潮”的思想启迪,只不过是将原本书斋里的文化设计挪到现实生活中,是以身体来进行自由职业的实践。当然,这里还有一个背景材料,那就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,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淌过了理论的辩证阶段,出现了初期萌芽。这无疑给大批外省艺术青年流浪北京,聚集在圆明园创造了条件,也就是说艺术家终于可以不靠体制,而在市场中谋取生路了。所以,圆明园画家村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得以产生,并迅速壮大。然而,也是因为日益鹊起的声誉,导致了圆明园画家村的被迫解散。这是历史的悲剧,似乎有点“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”的味道。不过,败的不是圆明园艺术家,而是旧有的保守体制。这从2009年北京海淀区文化创意博览会上,政府邀请画家艺术家重新回去举办回顾展可以得出结论。当然,这都已经是后话。回到当年的圆明园画家村,在旧的社会形态中,却是一个体制的眼中钉,不断受到保守势力的干扰。正是因为如此,一些在圆明园已经初获成功,想安于创作的艺术家,如方力钧、岳敏君等便开始酝酿起逃离这个事非之地。据说,他们曾经考查过北京周边的不少地方,最后选择宋庄是得益于一个人,那就是同住圆明园的画家张惠平。因为张惠平的一个学生是宋庄人,且在宋庄有很好的人脉关系。所以,经张惠平引路,方力钧、刘炜和岳敏君等便邀着批评家栗宪庭于1994年首先到了宋庄。这就是宋庄艺术家群落的历史序幕。

  我曾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过,宋庄艺术家群落的产生,起源于一次文化撤退,属于被逼无奈。但历史就是这样,往往树欲静而风不止,有一个又一个的风回路转。宋庄艺术家群落得以幸存且能够壮大成今天的规模,完全是得益于当地政府的保护,而这个保护伞的背后则是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原则。回到我的前文可以看出,正是因为大批艺术家在宋庄的聚集,才使得宋庄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也就是说外来艺术家不仅为宋庄带来了影响,同时也为其聚集了财富。应该说宋庄政府相比过去的海淀政府要明智许多,他们能够看清楚基本的国势,把握住经济发展的大脉,为此他们不惜顶着压力,在意识形态紧缩的时候为艺术家提供避难所。我想,宋庄之所以能够成今天的宋庄,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

  正是因为宋庄的包容与开放,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被迫解散以后,许多走投无路的圆明园艺术家纷纷选择了宋庄。应该说,宋庄的变化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的,是由于更多圆明园艺术家的到来,给这个地处北京远郊的偏僻乡村聚集了创新的能量。我前面提到柏油路的拓宽,公交车的贯通,以及大大小小的餐馆出现,都是在这之后,是因为供需带来的诸多变化。但尽管1995年以后的宋庄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集散地,已经初具规模,可就其生态而言,仍然是处于某种“地下”状态,被主流社会所排斥。事实上,宋庄的真正崛起,还是2005年以后。正是那一年,中国政府制定了产业转型的政策,明确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,而宋庄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集聚中心,就是在那一年被北京市政府纳入到了首批文化创意园。至此,宋庄艺术家群落算是寿终正寝,获得了正式的合法性。伴着这个合法化的过程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追捧,曾经的“地下艺术”就是在市场抄作下浮出水面。而宋庄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大本营,由此也迎来了它前所未有的辉煌。截止2008年,据当地政府统计,居住宋庄的艺术家已达三千之众,大大小小的民营美术馆、画廊等艺术机构已有了几十家之多……宋庄就是这样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,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北方农村一跃成了文化创意的先进试点,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重镇。

  回首这一路,我们能够看到宋庄的崛起壮大,跟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有着直接关系。可以给出的逻辑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创造了宋庄,抑或催生了中国当代艺术,而当代艺术又以其独特的创造性推动了自由的市场经济。这里面既有鸡生蛋的催生,也有蛋生鸡的孵化。正是由于经济社会给出的这样一个新的生态链,使我们从整体上告别了自己的“乡村社会”及其文化传统,步入了全新的现代社会。从进化论角度看,这无疑是一大进步。但是,如果从文化的主体入手,资本社会的产生缺乏内在的精神动力,仍将是一个困扰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问题。这就像深圳的大芬村,只有文化产业而没有文化创意一样。宋庄从一个艺术家的退守地转变成文化创意产业的策源地,能否在未来创造出奇迹?答案恐怕还得从原初的理想冲动中去寻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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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宋庄不要步798的后尘,祝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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